明代沈周缘何留下名作《草庵纪游图》

2020-09-03 12:35:06 来源：

　　王瑀

　　相比于明代苏州城内林立的大小寺院，大云庵并不出众，甚至连它的名字，也被当地人与附近的吉草庵相混淆。由于方言的谐音，吉草庵又被讹传为“结草庵”，于是大云庵便成了“结草庵”。沈周直到七十一岁时才第一次来到这里，但这次游历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文徵明后来回忆，沈周“尝栖息于此”，可见其晚年对此地的喜爱。是什么让早就对苏州城内大小寺院了如指掌的沈周，喜欢上了连名字都被传错的大云庵呢？

　　结草庵前的七孔石桥，作者自摄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1497年9月13日），沈周进苏城办事，夜宿大云庵。若从老家西庄到此，需乘舟顺着俗称“葑溪”的东护城河一路南下，自城东南的葑门入城继续西行。在到达长洲县衙附近的支港后，转向南下，不久便可到达大云庵。

　　初到此地的沈周被眼前“极类村落间”的景象所惊，满目的“竹树丛邃”令他禁不住感叹置身于“城市山林”之间，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沈氏的错愕，一方面来自此地与他之前常去的东禅寺、庆云庵等位于城东及城北的寺院在环境上所存在的反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南城并不熟悉。大云庵带给他的第一印象便如此新奇而深刻。

　　更让沈周感到不同寻常的，是大云庵“地浸一水中”的选址。在充满想象力的沈周眼里，四面的水流“环后如带”，将寺院环抱，“其势萦互一曲，如行螺壳中”。吴谚至今仍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说法，形容在逼仄局促的空间环境或者条件下依然别有洞天、游刃有余，沈周这里所赞叹的大概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对于沈周而言，仅仅赞叹景观的精巧显然不能尽显其才华。一句“尘海嵌佛地”，大云庵“宛在水中央”的独特地理位置便在沈周的笔下具有了深厚的意味，新的文化景观由此诞生。

　　明沈周《草庵纪游图》，上海博物馆藏

　　大云庵这样的地理环境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的嘉靖年间（1522-1566）还依然“地特空旷，四无居民，田塍缦衍，野桥流水，林木蔽亏。虽属城闉，迥若郊墅。”

　　四围的水流在大云庵前汇集为十亩见方的放生池，池中建有石塔两座，分别供奉四大部经目与宝昙和尚的舍利。洪武年间（1368-1398）活跃于苏州的高僧宝昙，是明初重修大云庵的关键人物。不过，他更重要的贡献是重建了大云庵西边的南禅集云禅寺。

　　苏城的南禅寺，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唐开成年间（836-840）。当年，寺内不仅有千佛堂和转轮经藏，还藏有白居易寄赠的一套《白氏长庆集》。后来，南禅寺湮灭，以致明初人都不知其所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宝昙和尚特向朝廷奏请将郡学之东的集云寺、大云庵以及妙隐庵合并复建新南禅寺，遂获批准并蒙皇帝赐名为南禅集云寺。作为南禅寺别院，大云庵最终成为宝昙和尚舍利的供奉之所。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476年10月13日），一场大火将南禅寺化为灰烬。时任主僧德本历尽十年寒暑，广求施积，方于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1486年6月12日）完成了大雄宝殿的重建，再迎香火。德本恢复的南禅寺，虽规制不比从前，但他着意打造寺院的新功能——新建方丈室作为与文人雅士交游燕集的场所。这一点颇受吴宽的称颂，他认为此举接续起了南禅寺从创立之初便有文人活动的传统。在德本托请其所撰的《南禅集云寺重建大雄宝殿记》中，吴宽不仅提到了唐代的千佛堂经藏，也提到了白乐天寄赠文集的佳话。除此以外，吴宽还特别谈到了另一个人——北宋的苏舜钦。

　　南禅集云寺重建大雄宝殿记

　　苏舜钦流寓吴中修建沧浪亭的故实，人尽皆知。吴宽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苏氏所建的沧浪亭旧址便在南禅集云寺附近。而苏舜钦笔下的沧浪，四周“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竟与后来的沈周所见无二。吴宽认为，南禅集云寺后的水潭便是北宋的沧浪池。

　　此时的德本年事已高，他似乎很着急地拜托吴宽完成记文。身在北京的吴宽“心领神会”，在记文的最后专门详述了德本的生平：“本公，字一源，俗出阳湖马氏，而受业于半塘寿圣寺……今年老退归旧隐，而惓惓于兹寺。”德本由此进入历史，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吴宽的文章知道他当年的功绩。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僧人，而后来沈周在大云庵遇到的僧人悳（同“德”）茂，也是如此。

　　悳茂可能是德本的继任。在南禅寺重修大雄宝殿后的十年间，沈周不曾到过此地。其于弘治十年的那次投宿，应该是受到了悳茂的邀请。当晚，沈周宿于庵内西小寮，月色透过纸窗，难以入睡，遂觅得五言格律《草庵纪游诗》。诗的最后他写道：“乔然双石塔，和月浸沧浪。”面对遗物与遗迹，沈周充满历史的怀想。

　　明沈周《草庵纪游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找找“悳茂和尚”在哪里？

　　悳茂在得到这首诗后想必十分喜爱，便请沈周誊写下来。后者于是又撰写了内容详尽的诗引。尽管诗名“草庵”，但沈周一开篇就为大云庵正名，认真分析了其被讹传为“结草庵”的缘由。他的记述十分详尽，使我们不仅得以了解大云庵的环境位置，甚至连进入大云庵需要经过两座极窄的独木板桥这样的细节都被保留下来。沈周还告诉我们，大云庵背靠四十余丈宽、三丈多高的土冈，冈上的一棵古栝（即老桧树）也高达十寻（一“寻”约为八尺）。就连悳茂僧房的位置也被他记述下来，好似十年前德本为吴宽所记一般。

　　明沈周《草庵纪游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不过，悳茂显然更胜一筹。在他的邀约一下，沈周又创作了一件实景绘画，这便是现存上海博物馆的《草庵纪游图》。

　　沈周为寺院作画留念的例子并不罕见，就在大云庵之行四年前的七月三日（1493年8月14日），他曾同样应寺僧之请，在半夜为投宿的承天寺作了一件《林堂思清图》。

　　不同的是，《草庵纪游图》是明确以“纪游”为名的具有写实趣味的作品，从文到画都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草庵纪游诗》及诗引中所描述的全部内容。

　　明沈周《草庵纪游诗引》，上海博物馆藏

　　为表现悳茂的僧房，沈周特地在画中佛殿旁的院落里描绘了一个和尚的形象。另一个小僧正在院外的桥头迎接着即将过桥而来的“沈周”。就这样，悳茂与沈周“同框”了。

　　《草庵纪游图》后来的经历也可证明悳茂在其创作当初所发挥的主动性。现存是卷后分别有赵同鲁、憧南、杨循吉、沈朴、周埙、沈杰等吴地文士的题跋，另有一人名“潮”，未署姓氏。这些题跋大都作于弘治十年后的几年间，但装裱顺序并不连贯。例如，排第一位的赵同鲁跋，落款为“七十七岁翁”，当为弘治十二至十三年间（1499-1500）所书，而最后一条题跋的作者沈杰，落款则在弘治十一年（1498）。沈杰在跋文中指出，自宝昙以后“数传而至今主僧悳茂。茂亦朴实守约，克振宗风，类有道者事业，视昔有加。”由于他是在沈周完成《草庵纪游图》之后大约半年得以寓目此作并题写跋文，且对于悳茂的矜表之意洋溢于字里行间，亦可视为本作先为悳茂所藏并常出示给到访文士观赏题跋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