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御医全体系药方真迹略考

2020-09-03 23:15:33 来源：

　　有资格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中医古籍孤本——迄今所知唯一存世的中国古代御医全体系药方真迹略考

　　作者：王世民（国医大师）谷世喆（国家级名老中医）彭令（首席古籍鉴定委员）

图1--屠呦呦与中医古籍《（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图2--《（葛仙翁）肘后备急方》中一页--2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开始被广为关注。《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启发了屠呦呦对青蒿素的发现（图1、2）。若没有《肘后备急方》的传世，或许就没有屠呦呦影响世界的青蒿素之发现，因此《肘后备急方》具有世界意义。若《肘后备急方》底稿本存世，则完全具备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资格，这点毋庸置疑。相关资料显示，《肘后备急方》记载药方一百余首（个），由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撰著，因年代久远，其底稿本已无存世之可能。

图3--《〈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整体图图4--中国医学科学院潘宣研究员等专家评价

　　中医药方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点被屠呦呦进一步证明。2017年，清代医学家、嘉庆御医汪必昌所著的《〈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图3）重现。此稿本记载了540种（778个或首）药方，“所治疗的病症包括人体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由形（体）到神（经）的各类古今疑难杂症，有的至今仍为罕见怪症，有的已不属稀见病症但现代医学仍难治愈”（中国医学科学院潘宣研究员等评价，见《清嘉庆御医汪必昌初步研究》扉页，彭令编著，2018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图4、5）。显然《〈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也具有世界意义。

图6--《清宫医案研究》

　　经查考，至今存世、公藏的中国古代御医药方（配方）真迹，都是针对某位皇帝、皇后、妃嫔、太监、宫女及部分王公大臣开的处方笺。也就是说，现存公藏的、能明确是1840年以前中国古代御医配方真迹的，几乎都是针对于某个具体患者的处方笺。国医大师陈可冀早年主编的《清宫医案研究》（图6）一书，就是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故宫明清档案部）现存清宫脉案、内务府抄件、帝后用药底簿及配方底本、御药房各项记录、宫中敬事房档案、皇帝及个别皇太后起居注和皇帝有关医药之“硃批”等有关档案进行编著的。其中收录的御医真迹药方，也几乎都是针对某人的处方（或谓医方）。可见，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御医药方手稿真迹极难一见，而治疗调理人体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由形（体）到神（经）的各类病症的全体系古代御医药方手稿真迹，时至今日，不见于公藏机构的著录。

图7--中国中医科学院前院长张伯礼院士图8--《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图9--《清太医院配方》初版封面图10--《清太医院配方》初版版权页图11--《清太医院配方》初版之《编校说明》首页图12--《清太医院配方》初版之《编校说明》一部分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前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教授（图7），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冯世纶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潘宣研究员等专家的指导或参与下，我们大体查阅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图8）、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其它大型公藏图书馆书目，暂不见著录有中国古代太医院御医药方（配方）成册真迹。1959年，河北省中医研究院在编校《清太医院配方》（图9、10）时，即于《编校说明》（图11）中指出：“为查证段旭晨老先生所献的（清朝太医院）‘治方’和‘配方’（简称段献配方，下同）的原书名称、集成年代和有关资料，本院派人赴北京图书馆及其它较大图书馆查询，均无清朝太医院的资料。”（见《清太医院配方》之《编校说明》，河北省中医研究院编校，1959年11月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图12）由此可见，六十年前公藏图书馆就查询不到清朝太医院的“资料”，而此处“资料”应该是指清朝太医院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图13--《清太医院配方》初版之《编校说明》二部分

　　“后在中央国家档案馆查出清朝太医院配方类的资料中，与段献配方的有关资料……” （见《清太医院配方》之《编校说明》，河北省中医研究院编校，1959年11月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图13）此处，中央国家档案馆即指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图14--《清太医院配方》初版之《编校说明》三部分

　　“从以上资料证明，段献配方的搜集范围很广，多是从历代方剂和清宫临症记录簿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方剂资料，选优分类编纂。从国家档案馆现存‘中医药文献’来看，还没有比较完善的太医院配方文献；段献配方原稿，又残缺不全。因此，这一部太医院配方，在我国医学史上和临床价值上，是祖国医学遗产的罕见资料。因本书无书名，故命名‘清太医院配方’。” （见《清太医院配方》之《编校说明》，河北省中医研究院编校，1959年11月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图14）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前的1959年，公藏太医院（御医）配方文献就不完善，残缺不全的段献配方（即《清太医院配方》），在我国医学史上，也是罕见资料。既然如此，内容完整，由清代嘉庆御医汪必昌所著的，记载有540种（778个或首）药方的《〈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就显得极为珍贵！

图15--《清太医院配方》初版之《编校说明》四部分图16--《清太医院配方》初版之《编校说明》五部分

　　关于段献配方（即《清太医院配方》）的底本来源和集成时间，《编校说明》中有：“……最后查出的两种无书名的配方残本原稿，是抄录的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的全部。又在上用丸散膏丹配方簿、药库丸散膏丹配方、御药房丸散膏丹配方、总管所用丸散膏丹底方等配方中，择优选录，分类汇编。这两种无书名配方残本的完整原稿，就是段献配方的原抄本。遗憾的是原书残缺，未发现完整的原本。由此可以推断段献配方是清朝太医院的配方。因段老先生请书吏抄录本配方在光绪二十六年，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是光绪十一年抄进清宫，御药房配方是光绪十三年抄到寿药房，所以段献配方的集成年代当在光绪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之间。” （见《清太医院配方》之《编校说明》，河北省中医研究院编校，1959年11月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图15、16）由此可见，《清太医院配方》的来源是残本，无法确认由谁抄录，抄录是否正确，这与由一个作者独立著作，体系和内容十分完整，且有大量汪必昌御医朱墨笔批注的《<；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不可同日而语。传世的《清太医院配方》存425方，药方数量远不及《<；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的540种（778方）之多。

　　尽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也收藏有清代太医院（或宫廷）的成册药方，但这些成册药方都存在统一问题，即药方或为太监誊录或不知何人手迹，无法确定为太医院御医真迹，更无从全面考证药方的来源，也难以全面分析药方抄录的正确性，因此，若投入临床应用会存在相对而言的较大风险。

图17--太监誊抄汇集而成的《同治帝治疗天花用药底簿》图18--故宫无名氏抄本《懿贵妃遇喜档》之一图20--故宫无名氏抄本《懿贵妃遇喜档》之三图21--《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1992版书影一图22--《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1992版书影二图23--《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1992版书影三

　　如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同治帝治疗天花用药底簿》（原名《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就是“由内务府敬事房太监根据御医每日诊脉记录和所开药方誊抄汇集而成。”（见《历史档案》2018年第3期封二，朱琼臻撰文《同治帝治疗天花用药底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图17）又如《懿贵妃遇喜档》（故宫博物院收藏，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此册档案内容涉及懿妃遇喜期间脉息的情况和守喜大夫、御医轮值等等，也属于与太医院御医相关的原始资料。故宫博物院朱赛虹研究馆员著录为“《懿贵妃遇喜档》，清，抄本，1册。” （见“故宫博物院”官网之“探索”栏目之“古籍”栏目之“宫中档案”内的《懿贵妃遇喜档》）（图18、19和20）其实就是无法考证确认为何人手迹，便著录为“（无名氏）抄本”。再如《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由原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收藏。该册出版物的《点校说明》指出：“原书经初步考察，当属清太医院处方集之传抄本，系国内孤本。原编者姓名不详，推测应为太医院医官。”（见《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之《点校说明》，清太医院编，1992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图21、22和23）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医院，只有院使、院判、御医等十余名医官才是真正的御前太医。但是，民间出于尊重，往往还把其他不是真正的御前太医的太医院医者也尊称为御医。因此，即使是出自太医院的资料，也难以完全确证即为真正的御医所著。

图24--清袁枚著《小仓山房诗文集》书影一图25--清袁枚著《小仓山房诗文集》书影二图26--清袁枚著《小仓山房诗文集》书影三

　　此外，皇帝诏令太医院编纂的医籍，底稿由誊录官抄写，誊录官不是御医。如传世的清代《医宗金鉴》底稿，就都是誊录官手迹，非吴谦等御医手迹。还有清代名医徐大椿（字灵胎）辑著手录的《管见集》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此前，研究《〈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将徐大椿、汪必昌和王九峰等五位并列为清代医学家兼御医，实有误。查阅清代袁枚（字子才）所撰《徐灵胎先生传》，开篇即有“乾隆二十五年，文华殿大学士蒋文恪公串病，天子访海内名医，大司寇秦始公首荐吴江徐灵胎。天子召入都，命视蒋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朴诚，欲留在京师效力。先生乞归田里，上许之。后二十年，上以中贵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有七十九岁，自知衰矣，未必生还，乃率其子爔载木扁木付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之，赐帑金，命爔扶榇以归。”（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十四，清袁枚著，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图24、25和26）由此可证，乾隆皇帝想留徐大椿在京师效力，但是徐大椿没有留下，请求皇帝许可后归田了。显然，徐大椿未在太医院任过职务，更不可能是太医院在编御医。因此，《管见集》稿本也就不属于传世的御医手迹。

图27--《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提要》封面

　　另外，编著《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前所长郑金生研究员，曾多次告知我们，他几乎查遍世界各地中医古籍，也曾偶尔看到过御医稿本，但是，从未见到过（1840年以前）中国古代御医亲笔汇集的成册药方真迹。查检《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提要》（图27），该《丛刊》内也确实没有收录与中国古代御医成册药方真迹相关的古籍。该《丛刊》“影印中医珍善本古籍四百二十七部，分作四百（零）三册（其中包括一册提要）。这批古医籍乃为近二十年间陆续从海外（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复制回归者，均为国内失传或罕有的书种及版本。”（见《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提要》之《前言》，郑金生、张志斌著，2017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又，郑金生研究员于2016年，在《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提要》的《后记》中写道：“本人虽然从事医史文献研究已三十八年……”（见《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提要》之《后记》，郑金生、张志斌著，2017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时至今日（2019年），郑金生研究员从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已超过四十年，对中医医史文献无疑是见多识广，他的经验论证足以肯定《〈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的独特传世价值。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重要中医文献价值和临床价值来看，还是从珍稀性来看，亦或是从世界意义来看，《〈聊复集？怪症汇纂〉四种未刊稿本》已具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资格，只是可能还需完善两个基本条件：进入馆藏和完全公布（至少公布90%以上）以流传造福世界。

图28--国医大师确认并手书三个唯一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