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周必大书画鉴藏考述——以“家藏”作品题跋为核心

　　宋代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所载题跋多达12卷400余篇，其中有数卷单列为对“家藏御书”和“家藏法帖书画碑刻”的题跋；周另有《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和《跋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两件“家藏”题跋的墨迹存世。

　　本文拟将文献记载与作品实物相结合，以周必大对“家藏”作品的题跋为核心，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收藏取向和鉴藏理念，作者认为周必大收藏书画更看重其中的文献价值，而非艺术造诣，由此可进一步探讨士人官员的书画收藏及鉴藏家身份的界定问题。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又字洪道，号省斋居士、青原野夫，晚号平原老叟，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绍兴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历仕高、孝、光、宁四朝，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谥“文忠”。有《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以下简称《文忠集》）二百卷传世。他极为重视典籍，致仕后主持编校《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两部巨著，二书因收罗详备、校勘精审而备受称誉。

　　在周必大的著述中，有400余篇题跋，于多作跋语的南宋文人中堪称首屈一指。明末毛晋辑集宋人题跋刊于《津逮秘书》，其中就有周必大的《益公题跋》。除却《文忠集》所载题跋，周必大还有数件墨迹题跋存世。依笔者管见，计有《跋欧阳修自书诗文稿》（辽宁省博物馆藏）、《跋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波士顿美术馆藏）、《跋李结西塞渔社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和一件伪作《跋卢鸿草堂十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从这些内容丰富、涉猎广泛的题跋中，可窥知周必大的书画鉴藏概况。以往学界对周必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作为和学术成就，对其书画鉴藏还未有专门讨论。本文拟从周必大对家藏作品的题跋入手，探讨其收藏取向与鉴藏理念。

　　周必大没有专门的书画著录，他主要以题跋的形式对家藏及寓目作品进行品评和记录。《文忠集》所录题跋多达12卷400余篇，其中，明确标为“家藏”的题跋见于《省斋文稿》卷一四“家藏御书”、卷一五“家藏法帖书画碑刻”及《平园续稿》卷六“家藏御书”“家藏法帖书画碑刻”。合计85篇。但《家塾所刻六一先生墨迹跋十首》包含10件作品，《题耸寒图》和《再题刘子澄耸寒图二绝句》所跋为同一件画作，因此以上题跋所涉及的家藏作品实际为93件。单从这93件作品的构成，便可发现周必大在个人收藏中鲜明的价值取向。

　　首先，在通常的名人书画、法帖碑刻之外，周必大专列一项“家藏御书”，共录御书33件，占收藏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收藏御书如此之多，并皆作题跋，这在书画鉴藏史上并不多见。毛晋针对这种现象评论道：“诸家题跋多载法书名画，或评诗文得失，或辨碑铭异同，间及山水幽胜处，未有胪列御批、札子者。周益公乃开奏纷纷，无怪乎后村病其洗涤词科习气不尽也。”可谓道出了后世研究者的心声。两宋帝王雅好宸翰书写，赐御书之事屡见史载。周必大收藏并题跋御书的行为并非出于艺术雅好，而是与其本人的仕宦经历密切相关。

　　周必大在南宋朝廷任职多年，且身居高位，与高、孝、光诸帝关系亲密，因而所得御书颇多，正如他本人所说：“凡御制御书或面赐，或签名封送，真行粲然，宝藏多矣。”与题跋书画名迹不同，周必大在为御书作跋时，除了用语尤为恭敬谨慎外，内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他往往会以亲历者的身份详细记录御书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在叙述获藏御书经过的同时，彰显自己在朝廷政务中的功绩。对他来讲，与其说御书是文物，毋宁说是数十年参政辅政历程的历史记录，更是受知于帝王的情感见证。如在《皇太子领临安尹御笔并御批诏草跋》中，周必大详尽记载了自己参与起草“皇太子领临安尹”诏书的全过程，并深感自豪地写道：“惟此盛典，号为稀阔，而臣适以史官备讨论，词臣参润色，复得宸翰宝藏于家，非儒生之荣遇乎！”此类表述在周必大御书题跋中比比皆是。

　　他不仅宝藏并题跋御书墨迹，还将其刻石传世，“比敬裒高宗、孝宗御书一二大者刻石，附以光宗翰墨，各为之跋⋯⋯敬书以示子孙，使知被遇三朝本末如此”。可以说，周必大意图借由一则则御书题跋为自己的一桩桩政治活动树碑立传，也正因如此，他在其中展现了自觉的政治意识。如《绍兴淳熙两朝内禅诏跋》记录了对南宋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内禅事件中不为人知的小插曲：“先是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储，丞相陈康伯折简，礼部侍郎吕广问密议典礼。时上正祀黄帝，广问为初献官，臣以御史监察，因语臣皇太子改名从火从华。臣谓：‘与唐昭宗晔字同音，可乎？’广问亟告丞相，取旨别拟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复改矣。当时朝士尚未及知，况于后世疑以传疑，将何所取正。敢并列之，备他日史官之采，亦以见臣今得宝藏是书者，非偶然也。”周必大认为皇太子改名为“烨”不妥，此观点后被内廷采纳，周必大在作跋时详述原委，并且明言“备他日史官之采”。

　　第二，周必大家藏法帖碑刻中欧阳修书迹最多，计有20件。正如毛晋在《益公题跋》中所称，“集中凡称述欧阳文忠公者居十之三”。

　　周必大与欧阳修为庐陵同乡，二人皆幼年丧父而受教于母亲。周必大“自谓所慕者惟陆宣公、欧阳文忠公”，他在文学、政事上皆欲追配欧阳修。最终周必大得以与欧阳修一样身居高位，且在文学上成为一代文宗。甚至周必大死后谥号也与欧阳修同为“文忠”。当时人称周必大“生庐陵，继六一公”，又“发挥文忠之学”。欧阳修是周必大最为倾慕的乡贤，周氏致仕后，组织士友重新校勘、刻印《欧阳修文忠公集》，而这势必需要广泛收集流散各处的欧阳修手迹。周必大自云：“欧阳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师表也，而翰墨不传于故乡，非阙典与？某不佞，好公之书而无聚之之力，闻有藏其尺牍断稿者，辄假而摹之石。多寡既未可计，则先后莫得而次也。”周必大为搜求欧阳修书迹无所不用其极，听闻他人有尺牍断稿，也借来摹刻上石。有趣的是，周必大虽然在《文忠集》中多次提及购买书画，甚至标明具体金额，但其所题跋的家藏欧阳修书帖，则多为友人或欧阳修后人因得知周必大重刊《欧阳修文忠公集》而慷慨相赠，如《丁忧居颖帖》《与王深甫帖》《五代梁史》断稿九页和诗文稿二副等。

　　周必大收藏欧阳修书迹尤多的另一原因或与其收藏理念有关。他曾云：“予不识书，特以人之贤而宝藏之耳。”可见周必大收藏书迹时所关注的并非艺术价值，而是书写者的道德品性。在其家藏法帖碑刻中，以书艺著称的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书迹分别只有四件、三件、一件和一件，数量较欧阳修远逊。再结合他在《又跋欧苏及诸贵公帖》所说：“尺牍传世者三：德、爵、艺也，而兼之实难。若欧、苏二先生，所谓毫发无遗恨者，自当行于百世。”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他收藏书帖中，欧阳修最多，苏轼次之。周必大认为，书艺与书者的关系是“字如其人”“书为心画”，如“范忠宣公心正气和，道醇德备。三复尺牍，如见其人”，再如“唐柳公书，当时自九重至外夷无不爱重。史称其结体劲媚，盖笔谏之意先形心画，所以为贵，亦犹魏元成忠直而妩媚耶！”但他也并非全然不顾书法的艺术水准，在题跋中也偶有对书法风格的品评，如评米芾《参星赋》：“收敛豪逸，秀杰痛快，尤可爱重。”

　　第三，周必大收藏中，书法数量远远多于绘画。93件作品中只有《阎立本列帝图》《刘子澄耸寒图》《写线件绘画，可以说画作在其藏品中占比极低。很多鉴藏家收藏宏富，但往往有所偏爱，所嗜凡书法、绘画、碑帖、古籍、文玩等不一而足。但周必大收藏书画比例严重失衡，并非因独爱书法，而是书迹承载了更多的文字信息，因此更具文献价值。与其说周必大收藏书法，不如说他所重视的是历史文献。

　　周必大多利用书迹进行历史考据、版本校对和文字校勘，此类内容在其题跋中占有相当篇幅。如周必大根据人物的仕途经历，考证出欧阳修《丁忧居颖帖》的前帖和另一书稿分别是写与苏子容和富弼的。周必大对欧阳修书迹的考证看似是出于编校《欧阳修文忠公集》的需要，但除了欧书以外，考证在周必大的题跋中随处可见。正如四库馆臣评周必大：“学问博洽，又熟于掌故，故所论多主于考证。”周必大考《孙氏四皓图》上的苏文忠赞：“元祐三年二月杨次公书，东坡诸集皆无之。因记乾道庚寅闰十二月过京口，游金山妙高台，壁间有东坡族侄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绘公像，公自赞云：‘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其为暮年所作无疑，诸集亦不收，乃知平生游戏翰墨，散落何限。如去黄日戏赠李琪诗，偶见于何薳《春渚纪闻》之类是也。”根据苏轼的生平经历，考证赞文的创作时期，并借由此赞不见于苏轼诸集，探讨名家文章的散落与收集问题。再如《题乐毅论》：“右夏侯泰初《乐毅论》，以世传两石本校正，与《史记》本注时时异同。欧阳文忠公引《文选》所载，今无之，不可晓也。”周必大关注的并非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两石本与文献所录本的校对。更为典型的是《题苏子美帖临本》：“欧阳公铭苏子美，谓喜行押草书，今玉山汪季路所藏颇备此体。其间峡束岩排之诗既用杜工部句，又录《漫兴》《惜花》二绝，其爱杜至矣。俱字子美，得非司马相如慕蔺之意乎？衢本《沧浪集》改‘萧然’作‘飘然’，‘梁寺’作‘萧寺’，‘能驱’作‘聊驱’，‘向城市’易‘松门路’，‘还自羞’易‘却自羞’，盖加润色，比旧为胜，世以前辈真迹证别本，未必尽然也。”周必大详细罗列墨迹与衢本《沧浪集》字词的不同，文字校勘之功与他编校《文苑英华》《欧阳文忠公集》堪称一脉相承。

　　《题苏子美帖临本》署款“淳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命小子纶临而载之”，可知此帖并非苏舜钦原迹，而是周必大命其子周纶临写的。周必大家藏司马光与刘恕手书亦是周纶临本。而《五代应顺年堂检》则为周必大从洪迈处借来后亲自临写。《文忠集》中数次记载周必大将书迹刻石传世，如果说刻石还尚可见原帖面貌，临写则几乎将书迹的艺术性磨灭殆尽。《题苏子美帖临本》中周必大用临本校勘文字；《题五代应顺年堂检临本》中，他以临本考证玺印相关史实。可见书帖原迹对周必大来说并不足为重，哪怕是临本，只要包含有价值的文字信息，亦可为其收藏并题跋。

　　也正是基于对历史文献的重视，周必大在题跋中会刻意记载相关信息，并明言以备后人查考。例见《跋山谷草书太白诗》：“南丰谌氏收山谷草书太白《歌行》一卷，殆中年笔也。予家藏数卷亦太白诗，盖非谪仙妙语不足发龙蛇飞动之势耳。今江西豫章、庐陵、宜春皆刻山谷真草，惟蜀中刘氏十卷中草圣尤奇，实暮年笔也。始颍昌刘昱，字晦叔，与山谷友善，暨其子瓌、孙伯虎三世相继持节于蜀，日裒月聚，固宜得之之富。其间二说，学者不可不知，乃命小吏录于左。”

　　以上是对《文忠集》中明确标注为“家藏”作品之构成的分析，但实际上周必大的收藏远不止于此。周必大在为他人收藏作跋时，间或提及自己也有类似藏品，计有石延年书《筹笔驿诗》、苏轼书《秧马歌》、孝宗御书《白居易七德舞》和黄庭坚书李白诗数卷。而“家藏”作品所阙最多的当属欧阳修书迹。周必大《跋焦伯强与潘简夫帖》有云：“余裒汇文忠公集，于书简门得公与伯强帙凡十有六，意爱之厚，期待之远，情见乎辞。”此欧阳修与焦千之的十六帙未见于“家藏”之列，可见失之记载。另，曾宏父《石刻铺叙》记：“《集古录》旧千卷，皆先以古帖而系以题跋，缝用名印。㑺之南来，悉弃帖而留跋，四失其三，可考者二百六十有八。内一百五十一跋⋯⋯五十五跋在周益公书楼。”可知周必大还有《集古录跋尾》55篇，远超《文忠集》中所载欧阳修书迹数量。尽管如此，如若增补以上作品，亦符合本节对周必大家藏作品构成的分析研究。

　　周必大家藏作品现仍传世者有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和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二者皆有周必大墨迹题跋，且题跋收录于《文忠集》中。相较于文献记载，作品实物往往更为直观地展现周必大的鉴藏方式，即他是如何对藏品进行鉴赏和保存的。

　　欧阳修《自书诗文稿》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卷为三段手迹拼接装裱而成，前两段为欧阳修所书《欧阳氏谱图序稿》和《夜宿中书东阁诗》，第三段是中书省所录指挥小条。每段书迹后皆有周必大题语〔图一〕：

　　〔图一〕 宋 欧阳修 《自书诗文稿》卷及周必大题跋三段辽宁省博物馆藏右《欧阳氏谱图序稿》。

　　右欧阳公嘉祐八年冬末诗。按昭陵以是年春晏驾，十月复土，时厚陵再属疾，两宫情意未通，故有“攀髯路断”“忧国心危”之句云。

　　右两行元在欧阳公诗稿之阴，殆中书所录旨挥，盖神宗以是年九月封淮阳郡王，改赐今名。十二月乙亥出阁，正当时事也。淳熙乙巳春，必大谨记。

　　后两跋载于《文忠集》卷十五，题为《题六一先生夜宿中书东阁诗》《题录神宗出阁指挥》（以下简称“指挥”），墨迹与文献记载只有个别文字略有出入。另，《题六一先生夜宿中书东阁诗》记有年款“淳熙乙巳春”，以此补墨迹之缺，可知周必大后二跋皆作于1185年。此二跋主要是考证相关历史背景。欧阳修作《夜宿中书东阁诗》时，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后身体有疾，遂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因小人离间，两宫嫌隙间生，矛盾越发尖锐，宫中形势危急，因而欧阳修有“攀髯路断”“忧国心危”之语。中书省“指挥”对应的史实是神宗在嘉祐八年（1063）九月受封淮阳郡王，并改名“赵顼”，十二月出阁。且从周跋可知，此两行“指挥”原在欧阳修《夜宿中书东阁诗》纸背。

　　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稿》和《夜宿中书东阁诗》皆著录于周必大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欧阳氏谱图序稿》墨迹为残卷，前面明显被裁去，且纸张下部破损，亦有多处文字残缺。《欧阳文忠公集》所载不仅内容完整，并附有谱图。且周必大为求完备，更著录有“集本”“石本”两个版本，并附异文。与此两本对照，可知墨迹本时间最早，且多有涂抹修改，当为最初写就的草稿。《夜宿中书东阁诗》墨迹与《欧阳文忠公集》所载总体一致，明显的区别是多了最后一行“攻字同韵否”。这应是欧阳修对“攻”字韵脚存疑，因此随笔写下待查。《欧阳文忠公集》中“白首归田徒有约”句“徒”字后有小字“墨迹作‘空’”，即集中“徒”字在墨迹中为“空”，墨迹当是指本卷。此一稿一诗墨迹与周必大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并存于世，可谓剖析周必大校勘方法的绝佳例证。因图书校勘并非本文研究内容，仅列于此以备相关研究者参考。

　　〔图二〕 “中书省印”《自书诗文稿》卷后有数十位元明诸贤题跋，其中，张雨、欧阳玄和宋濂都提到周必大以官印钤盖私藏，尤以宋濂所述最详。结合墨迹现状及诸家题跋可知，周必大将欧阳修一稿一诗，连同欧诗背面的“指挥”装裱为一卷，在卷首钤有“益国之章”，三段书迹的骑缝处分别钤盖“中书省印”〔图二〕。惜“益国之章”现已不存。宋濂提到：“盖宋世虽得以官印识私藏，若非亲莅其官，则亦不敢僭用之也。”考周必大的任职历程，他淳熙十四年（1187）二月十五日，进位右丞相，此时才有权借用“中书省印”。淳熙十六年三月初一，周必大进封益国公。结合题跋时间，可知周必大对此卷的品鉴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先将三纸合装为一卷，1185年题跋，再于1187年2月后钤盖三次“中书省印”，1189年3月后再盖“益国之章”。数年间不断展卷，足见对此作的宝爱。值得注意的是，周必大所钤并非通常的姓名字号或收藏印鉴，而是代表其政治地位的“中书省印”“益国之章”。前文已经论及周必大对欧阳修的追慕，这种随着官职的晋升，不断在前贤墨迹上加盖政治意味浓厚的印鉴的举动，或许可以看作是周必大在表达对乡贤的爱重的同时，刻意展现自身作为拥有者的崇高政治身份。

　　〔图三〕 宋 周必大跋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采自《先秦汉唐画全集》第一卷第一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1页（传）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周必大题跋墨迹〔图三〕释文如下：

　　右阎立本画《列帝图》，凡十三人。嘉祐名胜扬之美褒藏之，后入吴幵内翰家。吴氏子孙今寓赣，贫质诸市，过期不能赎。予兄子中为守，用钱五十万鬻以相示。初展视，而断烂不可触，亟以四万钱付工李谨葺治，乃可观。十三人中，惟陈宣帝侍臣两人，从者并执扇各两人，挈舆者四人。笔势尤奇，绢亦特敝，是阎真迹无疑。□□□□传，故稍完好。自富韩公而下皆有题识，往往缺落破碎。弟一跋文虽具，而年月姓名俱漫灭。赖绍圣间张劢引六一先生戏杨直讲诗两句，而印缝有“之美”及“四世三公之家”两印，然后知其为褒也。古帝王多矣，绘事必不止此，无乃后人欲献宫禁而削其偏方不令之主，故间得流传于世，如晋人吊丧问疾帖耶。然汉文、光武俨然卷首，何也？文帝而曰昭文，殊不可晓，岂题者误耶？林叔豹谓孝文庙乐曰昭德，颇似迁就。或云载记李寿在蜀，尝以汉王僭位，改元汉兴，其死也，谥昭文帝，庙曰中宗，岂其然乎？必有能辨之者。东里周必大书。是日延和奏事退，皇太子初决庶务于议事堂，盖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王球有两汉而下至隋古帝王像，云形状有恠甚者，恨未见之，此可访为秘阁物也。

　　王球夔玉家古帝王像，后一年余从毕相孙仲荀处见，白麻纸不装像，云杨褒尝模去，乃夔玉所购，上有“之美”印记。

　　嘉祐间三人收画，杨褒、邵必、石扬休，皆酷好，竭力收。余阅三家画，石氏差优，杨以“四世五公”印号之，无一轴佳者。邵印多仍篆字其傍，大略标位高，略似江南画即题徐熙，蜀画星宿便题阎立本、王维、韩滉，皆可绝倒。

　　周必大墨迹题跋分为两段，第一段署款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对照《文忠集》中的《题阎立本列帝图》，除个别字词有异外，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明显的不同在于墨迹中“用钱五十万”，文集写作“二十万”。墨迹不清处，根据《文忠集》补充应是“余似经摹传”。观周必大两跋，虽年代久远，但笔墨清晰，唯有“余似经摹传”几字磨损不清，或是后世收藏者为掩人耳目而蓄意破坏。周必大在题跋中详细记述了其兄周必正辗转得到此图的过程。其中提到的杨褒“之美”和“四世三公之家”两印现已佚失。值得注意的是，此卷为周必正所购，但不仅见于周必大《文忠集》“家藏”之列，从其后的题跋和印鉴来看，周必大确将其视为自家藏品。因此，“家藏”或并非局限于周必大个人收藏，而是指周氏家族所藏。第二段没有署款，在《文忠集》中无载。但与前段题跋书于一纸，观其笔性，应亦是周必大所书。此段录米芾《画史》三则，是为补充《历代帝王图》此前的流传经过。

　　〔图四〕 （传） 唐阎立本 《历代帝王图》 卷 陈宣帝及前后侍者部分 采自前揭《先秦汉唐画全集》第一卷第一册，第88页周必大在题跋中鲜少涉及书画鉴定，偶有提及，也通常力有不逮，如“右颜鲁公帖凡四行计二十六字，或真或临不能辨也”，再如谈到蔡襄《飞草帖》，周必大云：“余干徐君⋯⋯携此相示，谓是君谟真迹。参以后帖，又似它人作，不能定也。”但周必大在《历代帝王图》卷题跋中却明确给出了鉴定意见：“十三人中，惟陈宣帝侍臣两人，从者并执扇各两人，挈舆者四人。笔势尤奇，绢亦特敝，是阎真迹无疑。余似经摹传，故稍完好。”他根据笔势特点和绢帛的破损情况，判断陈宣帝及前后侍者〔图四〕为阎立本真迹，其余皆为摹传。此评或与周必正有关。周必大在书画方面对周必正颇为服膺，他在《跋吴说千字文》中曾说：“予于书懵甚，而季兄子中笔法绝高，常问道焉。共评此字虽未至颠张醉素之雄放，而圆美流丽，亦书家之韵胜者也。”可见二人是有共同赏评一件作品的先例的。

　　《历代帝王图》未署名款，因富弼在跋语中将其归为阎立本，此说遂流传至今。关于《历代帝王图》的研究现已成为美术史界的公案，特别是作者和绘制年代尚存争议。但学界基本认同此图最为接近阎立本的绘画风格，特别是与前半部分相比，从陈宣帝起的后半部分更为古雅生动，艺术价值明显高于传为阎立本所绘的其他数件作品。周必大言及陈宣帝部分“是阎真迹无疑”有待商榷，但这部分所绘尤精确是无疑，可见周必大所言非虚。

　　《历代帝王图》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装裱，现存画卷由六段绢帛拼接而成，十三位帝王未按时代排列，先后次序较为混乱。周必大云：“初展视，而断烂不可触，亟以四万钱付工李谨葺治，乃可观。”可知此卷在周家时亦被重新装池修补。周必大还在卷后题跋部分钤有五处“中书省印”，个别印记经过历代装裱剪裁只剩部分边角。

　　通过对周必大“家藏”作品的题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周必大与通常的书画鉴藏家迥然不同，其鉴藏行为与自身的仕宦经历和热衷校勘图书的喜好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收藏取向还是鉴藏理念都展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比起将周必大视为书画鉴藏家，更准确的应该是将其定义为把书画，特别是书帖作为文献史料，进行考证校勘的学者。当然，从存世的两件墨迹题跋来看，周必大对家藏作品亦是十分珍视的，重裱、题跋、钤印，数次展卷玩赏不倦。但与其看重的文献价值相比，艺术技艺终归只是“余事”。

　　值得注意的是，从对周必大的研究可知，题跋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后世理解的书画鉴藏行为。古人对题跋的认识与现在的美术史论研究者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将题跋颇夥的古代官员学者归入书画鉴藏家之列是相关研究者先入为主的误判。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学界对士人官员的书画鉴藏研究以及鉴藏家身份的认识与界定提供另一个可供参考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