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银器的千丝万缕

       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金银器中，就有不少这种性质的器物，它们大都刻有数量不等的铭文，用以标明敬奉者的地区、官衔和进奉数量等内容。如：1962年西安市北郊坑底寨出土的双凤纹大银盘盘底刻有铭文：“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图1）；1958年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一件银碟底部刻有铭文：“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图2）；1980年陕西蓝田杨家沟村出土的一件银盘圈足内刻有铭文：“桂管臣李杆进”（图3）。

      上述铭文中的“进”即“进奉”，是指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僚在法定的赋税和各地的常贡之外，向皇帝的额外贡献，也称“进献”或“贡奉”。进奉的物品种类繁多，包括金银、钱帛、珍玩、器服以至犬马等。其中金银占很大的数量。进奉的财物不入国库而进入内库，即琼林、大盈二库，由皇帝直接支配。 
　　唐代各级官员向皇帝进奉金银器主要是为了邀恩取宠、晋升官位。早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就已出现了官员进奉金银器的现象。《旧唐书・李敬玄传》记载，怀州刺史李敬玄要挪用上缴国库的收入来造金银常满樽进献皇帝，但遭到百姓和一些官员的反对，于是不得不“以家财营之”，这是唐代进奉金银器的最早记录。但唐初百余年间，政治比较清明，在励精图治的政治氛围中，皇帝对臣下这种求宠取媚的手段，多以劳民伤财为由，采取拒绝的态度。玄宗开元初，还曾将官吏进献的锦绣珠玉等物品焚于朝堂，以向四方表示，不愿收受这些奢侈品。但是，经过了所谓的“开元盛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多，统治阶级骄奢享乐的欲望也更加膨胀。本来就风流成性的唐玄宗在此时也愈发奢侈荒淫、疏于朝政，纵情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中，把朝政完全交给“饰巧求媚”的奸佞权臣李林甫、杨国忠，政治日益腐败，进奉之风因而迅速发展起来。杨国忠“饰巧求媚”所用的银铤在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4件，铭刻表明这4件银铤是从天宝十年到十三年期间进奉的。实际上，他的进奉当远远超过此数。另外，考古出土的进奉金银器中，没有一件是属于天宝年间以前的，也说明了进奉之风兴起于天宝年间的这一历史事实。 
　　唐代皇室贵族使用的大量金银器，原本由中央官府少府监所属的各作坊制作供应。但“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官府作坊制作的金银器，已无力满足日益增大的需求，皇室不得不更多地接受地方官吏进奉的金银器，同时皇帝还直接进行宣索，这为一些官吏通过进奉金银器而取得宠幸提供了更多机会，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进奉之风的恶性发展。如代宗时期，每逢元旦、端午、冬至和皇帝生日，各级官吏都要进献财物，号为“四节进奉”。德宗时期，进奉之风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四节进奉”之外，又出现了“月进”、“日进”、“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上述几件带有铭文的器物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