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个情书却只为集邮

大约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父亲被单位派去江西“支内”，隔三差五的，他会有一封信寄到家中。记忆中，父亲的家书从来没多于一张信纸的，可母亲每回都要拿着这张纸看个老半天。当母亲读信的时候，我会在她的身边晃来晃去，偷看几个字算几个字，偷看一行算一行。不过，怎么也没有看到过亲昵的词，连称谓都平平淡淡的：“志贤”、“存义”……

回信自然是母亲的事，读过私熟的母亲，写信的格式、词语还蛮有古典味的。她有一支金笔，绿色基调的笔身，胖胖的笔头，配上蓝黑墨水，写出来的字，工工整整、漂漂亮亮。有天，母亲突发奇想地一定要我来写回信，我死憋活寻地凑够了大半页信纸才算交了差。当兵后，几乎所有寄往家里的信，也都没超过一张纸头，真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不过，写给老师、同学的信，就会有许多的话。记得在一封信里我描述了部队去煤场帮忙的场景，还写了一大段我的心理感受——都市里长大的小男生，没见过现实版的贫穷，触景生点情，倒也正常——这封信，足足写了四页纸!不过，说话啰里啰嗦可真不是我的强项。第一个恋爱对象在河北保定念大学，我们的沟通交流基本是靠通信，一来一往在数量谁也没亏没赚，可每封信的厚度却是大有反差的，不时，她的来信是要加贴几分钱的邮票的，因为超重了呀。另外，每封信言语的细绵程度更是极度的不公平，回想起来，我的那些蹦豆子般的字词句，换个其他女孩，还真的受不了呢!多年后的另一场恋爱，对方是上棉六厂的纺织女工，人是相当的本分，她的信写得相当的节省，一共七八封“情书”，哪一封都没超过一百个字!

当新兵时，收信发信是刻板单调日子中的浪涌。每天的10点来钟，文书就会捧着报纸和信件现身在我们的宿舍，等候已久的“蛋子”们围了上去，夺过那一沓书信寻找自己的名字……经常的，他们会发现不写回信地址只用“内详”两个字来作掩护的信件，这下，收信人要拿到它可就要费点口舌费点周折了。偶尔，我也会有“内详”的来信，不等盘问，先夸张的认账——其实，偶尔有女朋友踪影。课余和休息天，宿舍里貌似人人都在写信，睡上铺的，一般是趴在床上写;睡下铺的，一般是坐在小马扎上写。

寄信是要到营区的“商业中心”去的。军人服务社的门口挂着一个邮箱，这是个涂成绿色的铁皮盒子，好像一天只开两回，大多，我们会赶在第二次开箱前把信塞进去。那时，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有许多长得粗粗壮壮的铸铁邮筒，它的个子差不多有一人高，每天有那么三四回，穿绿衣、骑绿车、背绿包的邮递员会准时来到它跟前，从它的“肚子”里面取出一堆五花八门的信件。

寄信一定是要用到邮票的。那时的邮资是这样的，寄往本地的4分，寄往外埠的8分，挂号信好像要两毛。邮票分普通票和纪念票，据说，再早些还有军用邮票和三角形的军用邮戳，专供军人免费使用。因为那时不是机器分拣，贴邮票也没有规矩，有的贴正面，有的贴背后，还有些“把细”的人是把邮票贴在信封封口的地方。在家贴邮票用饭粒;去邮局贴邮票，用局子提供的免费化学浆糊;纪念邮票的背面有快速胶水，把它放在舌头上蘸点口水就能和信封“亲密接触”了。

父亲在江西时，寄信用的都是纪念邮票，那是因为我在“集邮”。说是集邮，其实是伪集，因为我根本没用心思没用钞票去做这事儿。不过，当年的这个“嗜好”，倒让我留下了一些蛮好玩的票，像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诗词手迹、毛主席去安源……多年后，北京的一个女战友送了几款生肖票给我，上海的李姓男战友送了几本专题邮册给我……就这样的零敲碎打，我的“集邮”虽没有质，但至少算是有了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