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对中国文明史的影响

      1878年8月15日，清朝政府海关试办邮政首次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年月是个什么环境呢？1878年7月28日，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在华盛顿代表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2月25日，清政府派遣的中国出使团由蒲安臣率领从上海乘轮船出发，经日本横滨赴美，4月1日抵旧金山，5月1日赴巴拿马，5月23日抵纽约，6月6日，蒲安臣及使团成员会见美总统。7月28日蒲安臣擅自越权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务卿西华德签订该约，条约在表面上互相平等，实际上在“平等”、“自主”的言词下，使美国掠夺华工及在中国设立学堂合法化，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的奇闻。
 

　　这一“奇闻”与大龙邮票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再向前推移一年，也就是1877年，是李鸿章大办洋务的鼎盛时期，筹办的开平矿务局那一年开始出煤。也就是说在大龙票出现的前期环境里，中国的已经有了大量的“横向外事”活动，也是一些“洋务派”不断接受外国文明的一种标志。大龙票的诞生成了中华文明史的一个起点符号，继而才会带来不同阶段的符号标志。
 

　　据一些资料看，从大龙票一问世，就有了“集邮”活动。这种活动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也不是偶然的一个奇遇，它应该是中国文化人“历史观”的重彩表现。从“文房四宝”到“青铜玉器”“古玩珍藏”早就成为这个受儒学文化影响至深的国度，特别是文人阶层的“历史观”。走进中国文人家庭，都会看到一个书柜，或者就是一个博古架，上面摆放最为显眼的就是二十四史，再就是不同时期的古玩。这说明中国文人的标准在“琴棋书画”的背后要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志，就是丰富的历史知识，根深蒂固的《史记》历史学印象。所以，“大龙”票一旦诞生在这个有深厚文明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里，自然就走上了收藏的“祭坛”。当时的收藏首先是历史观的“符号”收藏，绝不是增值观念的收藏。增值观念是在信用贸易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中国商人自古的观念就是“四两拨千斤”。有朋友认为这个成语应该是武术术语。其实它是一个商业用语，是指银子与货物的等价关系。1878年的时代，实物货币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主导地位，“信用”货币还只是一个短暂的和小范围的流通形式。自然邮票当然也成不了一种“价值收藏”，只能是“历史符号”的标志记录。
 

　　在中国邮票历史上，占有主流的代表时期分为：清代邮票、民国邮票，解放区邮票、新中国邮票。在新中国邮票中，又分为：建国邮票、大跃进邮票、文革邮票、改革开放时期邮票、以及现代商业邮票。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当今现实的横向看，除了新中国邮票外，同时还有台湾邮票，香港邮票和澳门邮票。我们现在所说的集中国邮票，实际上就是指现在并存的新中国邮票和台湾邮票、香港邮票、澳门邮票。邮票是历史的记录，是人类文明史的符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文化缩影。搞集邮也必须具有历史的眼光，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学的基础，否则集邮就会陷入又一个“知识贫乏”“增值储存”的变相“银行”。集邮活动不能为当代服务，只能成为今后人类记忆的符号，这样集邮岂不让大家白白玩味了一把，竟然没有做好“集邮”的文章。也就等于给后人攒下了一个砚台，一杆好笔，一刀徽宣。自己却不会写字，不懂书法，白白浪费了精力，却未得乐趣。
 

　　之前提到的“集邮思想”，那只是一个宽泛的，不着边际的感觉，关于使之成为一种文化，提炼一种思想，研究历史价值等诸多的课题，还要找出一条条科学的道路。这条研究之路才是“思想”所在，才能将自己的行为，魂系于国家历史大计之列，用集邮的方式，为后人准确的诠释今天或者昨天的历史实事。

　　集邮研究首先要肯定它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节”，而不是一两银子。银子好挣，历史无法挣得。其次，要肯定集邮活动的规律就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就有什么样的邮票诞生，也就会有什么样的集邮活动。这是水到渠成的事业，而不是犟着鼻子硬来的，硬来是也只是为了当代现实中“商用”价值，赚几个小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