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邮票的意外走红

中国嘉德邮品钱币部总经理郭学广说：“"大一片红"未发行邮票是中国最著名的珍邮之一，位列世界珍邮之列，存世仅见八枚，其中新票五枚，旧票三枚。”这枚珍邮之所以俗称“一片红”，来自于“文革”词汇“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名词，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定耳熟能详，但对于许多80后、90后来说，可能就十分陌生了。

最熟悉的“门外的锣鼓喧天”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后，“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9月5日，随着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日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说法。此后各地迅速出版和制作了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的图书和毛泽东像章，品种不计其数。

“文革”一开始，各种集邮活动已被说成是“沿袭封资修一套”而停办，各邮票发行局库存的大量历史邮票遭到销毁。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集邮公司也在红卫兵横扫“四旧”中被迫停业，1968年7月1日，这里更名为中国人民邮政北京服务部，出售“文革”以来发行的邮票。

“文革”前，纪念和特种邮票的设计和发售，由邮电部党委审查后上报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审批，抄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备案。“文革”时中宣部“瘫痪”，开始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审批。

在年轻的邮票设计师万维生看来，之所以把设计这枚邮票的任务交给他，大概是因为他“之前画过类似题材”。“"文革"一开始，之前17年来设计的邮票统统是"四旧"，批判它们是为封资修服务，主管局长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负责拟文呈报的同志也靠边站。”万维生回忆，“派到邮票发行局的军代表都是外行。邮票画稿不是按审批程序，而是军代表口头指令”，“设计这枚邮票时，也不像以前要开介绍信到一个单位去征求意见需要画什么，领导也不和研究画的内容。”

为了对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万维生最后决定，这枚邮票就画他“再熟悉不过的门外的锣鼓喧天”。邮票的设计时间很紧张，“不允许享受慢慢艺术创作的乐趣。”万维生不时跑到门外站着看会，再进屋继续。那时“主管发行和印刷的同志都靠边站，无人再给你提供用什么票型”，万维生觉得，这幅作品内容题目大，场面大，就选择了横幅尺寸是60毫米乘40毫米。

万维生和几位同事设计的这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简称《全面胜利》，图案是毛泽东和林彪向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群众挥手致意，背景是红旗旗海和悬挂在气球下的标语口号，图案下方书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字样，面值计划出8分和22分两种。邮票编号为文14，1 套2枚，图案相同，8分面值的“中国人民邮政”字样为黑色，预定印制l亿枚;22分的“中国人民邮政”字样为红色，预定印制20万枚，1968年10月l日发行。

“全面胜利”邮票因政策调整夭折

1968年9月27日，就在《全面胜利》邮票正式发行前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当时中国邮票设计发售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会议除了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只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领导人参加，江青还宣布不准做记录。今天我们得知的会议细节，都是由参会的邮电部军管负责人等的回忆组成。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关于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的指示。在《中国邮票史》第八卷撰稿人魏裕民撰写的文章中，江青发言的时间最长：“你们在邮票上印毛主席像，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邮公司，是外国人搞特务活动的场所，以集邮为掩护交换情报，你们要立即停止营业。”会议的最终精神是“不能把各种物品都印上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周恩来指出“邮票还是要发行，人民还要进行信件交往，要指导如何设计好邮票。”

9月27日当天，邮电军管局下达命令：图案上有毛泽东形象的《全面胜利》邮票立即停止发行。今后也不准在邮票上印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文”字邮票中以“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为主图的时代宣告结束，中国邮票设计大红大绿的潮流也成过去。1969年2月，邮电总局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停止集邮业务的报告》，报告提出邮电总局“不再与国外签订邮票合同”，“不再参加国外邮票展览活动，”“国内也不再举办”。由于江青的点名，刚刚开门营业的中国人民邮政北京服务部被勒令停业。

两个版本的“一片红”

虽然《全面胜利》邮票夭折，但发售庆祝“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邮票的计划并没有取消。邮票设计者和邮票厂工人共同研究，考虑在《全面胜利》原图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他们按照要求去掉了毛泽东与林彪像，改为以工农兵形象为主图，背景添加了一幅中国地图，上写“全国山河一片红”，票幅规格仍为60毫米乘40毫米。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一片红”。

由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邮票图稿上报后不能按时得到审批。为做到及时配合宣传，邮电部军管会采取了先印出样票再送审的办法，印制了一批横票。1968 年10月8日邮电部军管会向当时的副总理李富春作汇报，这份报告辗转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认为横票过于复杂，建议简化画面，缩小尺寸，不要“贪大求全”。“大一片红”邮票仅在票样审批阶段即被否定，并未正式发售。

10月26日，万维生等设计者将“大一片红”邮票票幅缩小，改为竖版30毫米乘40毫米，主图仍为工农兵形象和中国地图，缩减了标语口号和远处的群众及红旗旗海，去掉了票面下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字样，以地图上“全国山河一片红”作为邮票名称。这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二稿，俗称“小一片红”。

不久，“小一片红”得到军管会同意，于11月25日发行，但不发通知和新闻稿。邮票编号仍为文14，1套2枚，面值为8分和22分，8分面值邮票印制了5000枚，由于邮票后来被停止发售，22分面值的并没有印制。

被指地图错误

由于没有大规模通知宣传，搞发行的工作人员又被关进牛棚，各省局和发售点由不懂行的造反派把持，他们不懂得发行需要统一时间，很多地方接到邮票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对外发售。11月23日北京市邮局已经提前发售，共售出五百多枚。很多人都在这天买到了这枚新邮票，中国地图出版的编辑陈潮就是其中之一。

地图出版社门外的邮政亭营业员赵树楠与陈潮是同乡，每当来了新邮票都会早早告诉他。陈潮一拿到新邮票，就依据自己的职业习惯开始观察上面的中国地图，他惊奇地发现，这幅地图与当时出版的中国地图在边界线和领土上有很多不符之处。

他给邮电部军管会写的信起初并未引起注意，于是他又向“中央文革”反映，“中央文革”马上通知邮电部，邮电部军管会意识到问题的政治性，立即下令停发，回收封存。

11月24日下午，邮政亭营业员赵树楠气喘吁吁地跑到陈潮办公室，说上级来了通知，让收回“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在陈潮的回忆中“老赵的样子很着急，因为他知道这张邮票25日才发行，他提前卖给了我，若收不回去，可捅了大娄子了。”陈潮二话没说把邮票如数退还。

得知邮票被回收后心急如焚的，可不止邮政亭营业员们，更包括了这枚邮票的设计者万维生，“我当时被吓坏了，也不敢去打听”。万维生记得那天天旋地转地回到家，一头扎在床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等着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但是军代表一直没有找他，不久后他和单位全体职工都被下放到了农村。

关于“小一片红”的地图错误，很多人认为是邮票上台湾没有被涂红。但《中国邮票史》中写明的原因是：“同中缅(甸)、中蒙(古)边界条约肯定的边界线不一致……。此外中不(丹)边界也在东南角多划一块，属我国领土的南海诸岛也未表示出来。”对于这个错误，万维生后来解释说：“其实当时国内的地图版本很多，有的地图本身就界限不清，邮票设计是艺术创作而不是科学研究，只能抽象地表现，正如画人的五官，不必一一描到一样。此枚邮票，地图是一背景，不是出地图邮票，是各种推想越传越玄吧!”

现存数目凤毛麟角

“小一片红”的地图问题被爆出后，邮电部军管会曾与外交部联署向周恩来呈送过一份关于“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会签稿被收藏于邮电部档案馆。

会签稿一方面肯定“这枚邮票发行以后，容易被帝修反利用，造谣污蔑，挑拨我与邻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提出，“全国一片红邮票是我国象征性示意图，并没有任何文字标明，任何人都不能以此作为领土边界的依据，故已经印制的邮票仍可发行”。

报告呈送前后，邮票发行局一直在重新设计图稿，生产组曾提出“不再使用地图，改用我国国旗，下面突出工农兵。”邮电部军管会开会讨论后也给出三条意见：1.不用国旗;2.票面应是蓝蓝的天，红红的地，光芒四射;3.多加“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等气球标语。

但是很快，呈送报告就得到回复：“今后也不再发行，全部销毁。”“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遂被严厉收缴追查，收藏此票的人有些甚至受到过迫害。1969年三四月间，《南京长江大桥》邮票下厂订印，一直保留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编号“文14”被使用，“一片红”邮票的设计和发行才最终画上句号。

“文革”时集邮活动被取消，邮票收藏市场停滞，人们手中的邮票用于完整收藏的很少，大部分都成为已使用过的信销票。“小一片红”流入社会的不过两三千枚，“大一片红”更屈指可数，连万维生本人也只见过三次“大一片红”，手中更无这枚珍邮。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邮市大涨，不少拥有这几张邮票或邮票实寄封的人都将其变现购买时髦家电等生活用品。作为错票和特殊时代的产物，“一片红”成为邮票收藏圈里广为人知、却极少得见的珍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