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姆渡猪纹陶钵开始首博全景呈现古越文明

2020-10-13 06:47:26 来源：

　　澎湃新闻记者高丹

　　由北京市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将于明天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今天上午，首都博物馆举办发布会并组织媒体探班展览。此次展览将展出450余件古代浙江、越地宝藏，其中仅一级文物百余件，是浙江地区的文物文化资源首次在京全景式呈现。包括已被载入教科书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良渚古城遗址出土文物等，此次展览也将一一呈现。

　　“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从史前直至明清时期，展示了浙江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浙江古称“越”，展览中古代浙江、越地宝藏悉数登场，本次展览借展文物376组件，若以每一件展品为单位估算，总数量近450件。部分展品出自最新的考古发现，尚未定级，目前仅一级文物数量已达百余件。从文物的历史分布和所在地区、珍贵程度来看，这是第一次在首都全景呈现浙江地区的文物文化资源。

　　展览按照浙江历史发展脉络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一条主线，六个单元，突出四个文化高峰。包括了史前时期以良渚文化“五千年文明圣地”为主体，所形成的史前时期第一个高峰；以古越国绍兴会稽为代表的第二个高峰；隋唐开凿大运河贯通南北为江南地区的发展埋下伏笔，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吴越国形成的第三个高峰；南宋皇都临安为代表的第四个高峰。这四个高峰，即为本次展览的展示峰值，将在展览中进行重点体现。

　　发布会当天，“穿越——浙江历史文化展”策展人、国内合作与民族、考古研究部副研究员俞嘉馨进行了导览，让我们一起“穿越”到神秘多彩的越国文明。

　　展览现场

　　水乡泽国：多件“教科书级别”文物亮相

　　今天的浙江依旧是天府之国，鱼米之乡。而这种丰饶和湿润的渊源其实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展览的第一个单元名为“水乡泽国”，以钱塘江为界限，北部是河姆渡文化，南部是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等。第一部分就主要呈现了这些文明的重要历史遗迹。马家浜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始于公元前5000年，距今7000余年的历史，到前4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崧泽文化上承马家浜，下启良渚文明，是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史前文明的重要一环。

　　展览现场

　　“我们的展览标题为“穿越”，大家今天回到浙江的时候，你会发现山水是没有太多变化的，我们会希望如果观众走出展厅，再到浙江的时候，会在领略浙地的大好风光时也感受到文化的厚度。”俞嘉馨说。

　　第一部分的多个展品为“教科书级别”的，是有着重要的标志性价值的。如下图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腰沿釜和陶灶，二者可以配套使用。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浙江省博。陶灶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件夹砂灰陶灶的两侧和后壁上都有凸点，可以稳定地支持炊具，火门外敞以便投柴，结构合理。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陶灶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腰沿釜

　　下图的这件猪纹陶钵也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纹样雕刻写实憨态可掬，也间接反映了河姆渡时期动物驯化和家畜饲养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

　　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猪纹陶钵

　　下图的这件为崧泽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的人首陶瓶。有专家认为这种着重塑造头部，执意刻划五官的方式，是原始社会崇拜对象由人格化向人形化转变的产物，也是由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的过渡。崧泽文化的陶器多用还原焰烧成，呈灰色，陶胎均匀细腻。豆盘类器物己经使用快轮成型，做工精细，效率提升。相较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显示出了更专业化的生产方式。

　　崧泽文化代表性器物——人首陶瓶

　　马家浜和崧泽文化都有非常有特色的文物，其中也不乏一些造型奇特的文物，如下图的崧泽文化的塔形壶，它的功能可能就与当时的祭丰收求甘霖等的宗教活动有关。尖顶长颈表现了先民对于天的崇拜，密集的孔是对天上繁星的敬仰。

　　崧泽文化塔形壶

　　古越春秋：青铜鸠仗再现断发文身习俗

　　策展人谈到，这部分可以刷新观众对于古越的认识。古越国虽然是蛮夷之地，但是同样有极为精彩的文化。比如下图的这个春秋时期的青铜鸠杖，是1990年绍兴市漓渚镇中庄村坝头山出土的。青铜鸠杖因杖首顶端立鸠鸟而得名。鸠自西周始便是尚齿敬老的象征物，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崇鸠风尚，缘于越国对鸟图腾的崇拜杖底端跪坐的人蓄发至额前和耳部，脑后一椎髻，横穿一簪，通体饰几何纹、蝉纹、卷云纹等，腰间系带，真实地再现了古越人“断发文身”的习俗。

　　春秋时期的青铜鸠杖

　　贵族生活，取精用宏，留存至今的精美器用多反映了文化的精粹部分，但却不能代表一般百姓的生活。贵族所用青铜器，大多为礼器，日常还以陶器为主。至商代，带釉原始瓷诞生了，但并非一般平民所使用。

　　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是先秦越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起源于商周，迄止于战国。凡有越人的地方，总能找到它们的身影。作为由陶到瓷发展的中介，大概在商时期，越地开始烧制原始瓷，并在当时独占鳌头。在此基础上，越人的后裔在东汉时期烧制出了成熟的瓷器。

　　西周时期的印纹硬陶乳丁纹陶簋

　　凤鸟纹铜插座

　　蟠螭纹铜汤鼎盖内有铭文五行44字，记载了徐国大臣选用良铜铸造了此异常精美的鼎，用它来祭祀祖先表明整顿徐人旧俗的决心

　　伎乐铜屋

　　这件器物非常精美，铜屋内共塑六人，均跽坐且束发探身。前排二人双手相交于小腹，应是乐伎，似在吟唱，胸前明显塑出乳突，应为女性。其余四人或作吹笙状，或作抚琴弹拨状，或执槌作击鼓状，或执小棍作击筑状，当为乐师。铜屋中的鼓，用一个架子悬于中间，演奏者右手执一槌击之。该演奏者面向西，处于独特的演出位置，在整个铜屋音乐演奏中居于指挥的地位。

　　“空山新雨”：汉文明的南下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皇统一六国后，五巡天下，废分封，置郡县；于三十七年东巡至会稽，正月甲戌，道度诸暨而至大越，登东山，祭大禹，望于南海。乃取钱塘岑石，刻文树碑，以彰其一统宇内之功，颂帝王万世之业。”

　　秦汉九朝八百年间，越地经历了从萧条、复苏到繁荣的漫长过程，最终被纳进入北方的庞大组织当中。在秦汉帝国的制度下，这片土地上终于建立了“天下国家”的体制。虽然在政治上定于一尊，但人们的生活方式依然多元并存，不论日常起居，还是岁时节庆，仍然保持着更多本地的面貌。不断南迁的北人，从暂住到久居，带来了新的生活习俗、思想信仰，犹如润物新雨，潜移默化地令古老的越地焕发出新的模样。

　　这一部分的布展用青绿色，展览的展品也非常精致。

　　如下图的越窑青釉胡人俑、越窑青釉仕女俑。武士俑头戴尖顶翻盖帽，帽檐外突，后有系带。武士身着斜襟交领宽袖大袍，右手持环首刀，左手持盾。该俑五官有胡人特征，尖顶帽为胡人风格，但穿着的衣服却是典型的汉人服饰，显示了西晋时期汉胡文化的融合。

　　仕女俑头挽造型优美、错落有致的装饰状发髻，并用阴线刻出发丝。身着斜襟交领长袍。右手握扇，左手怀抱幼儿。幼儿头挽双髻，左手抱一瓜棱球形物，两件人俑的身体和头部中空。耳部和帽沿处有对称小孔，应是为了防止焙烧时炸裂而做的出气孔，可见当时越窑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西晋瓷俑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制作精细。

　　越窑青釉胡人俑、越窑青釉仕女俑

　　下面的这件越窑青釉鸡首壶也非常重要。鸡首壶在三国至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大量出现。鸡为阳性，有禳灾除凶之意。应劭《风俗通义》载，鸡可以“御死辟恶”；又司报时，名“午时鸡”“司夜鸡”，有驱百鬼、祛百病、辟邪恶的厌胜功能。将鸡首壶鑿做成黄鼬形较为罕见。黄鼬俗名黄鼠狼，是鸡的天敌，将两者组合在一起，构思妙趣横生。

　　越窑青釉鸡首壶

　　堆塑罐流行于三国西晋时期，是江南地区较为常见的随葬瓷器。这件堆塑罐的龟趺碑上刻“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铭文。所堆塑的楼台是现实生活的场景的写照，也是天宫楼阁的表达。殿阙间多个胡人俑或抚琴，或吹笙，或击鼓，或说唱，形神兼备。罐体腹壁四周堆贴骑射、禽兽等图案。该件文物受道教影响颇多，是神仙思想的一种反映，表达了两晋江南士族、官僚对富贵享乐的向往和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堆塑罐

　　泥质灰陶奉琴

　　下面的这件瓯窑青釉点彩牛形灯盏也是一件“网红”。灯的主体为一牛形，牛作拟人的直立姿态，前肢似插腰，后腿作骑马蹲档式。牛身为一中空的圆柱，顶端和末端后壁开方孔，用以插灯芯。下有盛灯油用的侈口浅腹盘。一上细下粗的曲柄由顶端口沿连至底盘口。牛的双眼和嘴部点褐彩。整器构思巧妙。

　　瓯窑青釉点彩牛形灯盏

　　五代时期浙江出土的部分文物也十分精美，如下图的鎏金錾花银渣斗。

　　鎏金錾花银渣斗

　　宋以来的浙江：民物阜蕃

　　《梦梁录》记载：“……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

　　宋代以后的浙江，士人群体构成复杂化，生活内客、思想意识、艺术品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时至南亲，国家偏安一隅，人口南迁。相对开明的朝政带来了j、文化、制度建设等各方面的成就，与此同时，南宋又始终面临着外部环境的挑战。

　　宋代希望通过恢复、再现“三代礼制”以求治国和加强皇权，因而仿制了许多商周青铜器，如下图的衔环铜虎。南宋绍兴五年制的铜虎腹部阴刻：“绍兴五年三月九日，修内司奉圣旨制造，并环重十斤。”铭文较浅，记录了年号、制造机构、重量等，与宋代衡器的特征相符。修内司是掌管宫殿、太庙修缮事务的机构，故此器可能为皇家宗庙祭祀法器中的衡器。